直面最黑暗历史
1945年德国哈达马尔学院的一名幸存者。1941年，超过1万名残疾人在这个杀戮中心被用毒气杀伤和火化。 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Hans-Joachim在出生后不久便很快发现身体出现严重问题。这名男婴同时患有部分麻痹和痉挛性双瘫，这是一种大脑性麻痹疾病。1934年，当他5岁时，父母将他送到了德国波茨坦的一家收容所。那里的临床记录对Hans-Joachim的描述是“一个特别友好和快乐”的孩子。
但他的状况并未改善，在德国勃兰登堡—戈尔登的一家诊所度过几年之后，在1941年早春的一天，“在一些以保卫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的教唆下”，他被“转移到另一个庇护所”。这意味着当时12岁的Hans-Joachim在一家纳粹“安乐死”中心被毒气毒死，他的大脑被送给了当时一名顶尖的神经病理学家。
在二战期间，历史学家称，作为种族优生项目的一部分，纳粹政权系统地杀害了至少20万被其划归为精神疾病或生理残疾的人。类似Hans-Joachim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被历史遗忘。现在，一个新项目正在设法重建用于大脑研究的受害者的生平。从今年1月开始，马普学会（MPG）作为德国最顶尖的研究机构，将向4名独立研究人员打开大门，他们将搜索其档案以及与安乐死计划相关的人体组织样本收藏。
该计划的初衷是MPG希望对其前身威廉皇帝学会（KWG）的安乐死研究负人道主义责任，研究将通过安乐死受害者及其遗骸进行。“我们希望发现这些受害者是谁，了解他们的生平与命运，从而还给他们一部分人类应有的尊严，并找到适当的回忆方式。”法兰克福马普学会大脑研究所神经病理学部门名誉主任Heinz Wassle说，他同时是MPG监督新调查的委员会主任。
尽管二战后纽伦堡审判期间有对无数可怕实验的叙述和对医生备受瞩目的起诉，但参与MPG新调查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仍不了解此前顶级科研机构与杀戮项目合作研究的全部范围。“研究安乐死的历史学家通常的研究点是受害者的死亡。”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Paul Weindling说，“然而，一些大脑被保留下来的受害者的生平并未重建。”他推测这可能占到5%。
20世纪80年代，记者Gotz Aly把二战期间KWG大脑研究所神经病理学部主任Julius Hallervorden收集的大脑组织切片，与1940年10月某一天38名被安乐死项目杀害的儿童联系在一起。作为回应，MPG大脑研究所决定处于对死者的尊敬，它将销毁能够找到的所有大脑样本——约有10万个1933年到1945年间可追溯至纳粹时代的切片。德国另一个主要神经病理学中心、位于慕尼黑的马普学会精神病研究所也在清除二战期间的大脑切片。包括Hans-Joachim大脑在内的很多切片于1990年被正式下葬在慕尼黑森林公墓。
随后几年，历史学家挖掘出KWG科学家与纳粹议程存在紧密联系的证据。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MPG才开始发起一个更加全面的战争历史清单。研究结果使MPG在2001年向纳粹实验受害者做出历史性致歉。这项调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但并不充分”，德国吉森大学历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Volker Roelcke说，他是参与研究安乐死项目的4名专家之一。
其他人还包括美国华盛顿特区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Weindling、Patricia Heberer-Rice，慕尼黑理工大学的Gerrit Hohendorf。他们希望详细重建让KWG科学家开展纳粹安乐死项目的网络。他们还将尽力分辨那些大脑被用于研究的个人，并跟踪身体切片和其他标本发生了什么。
Hallervorden依然是关注焦点之一。他曾接受了数百名安乐死受害者的大脑，但却从未被起诉，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纽伦堡纳粹医生审判证词中说。与此相对，战后他一直留在KWG的岗位上继续研究来自杀戮中心的“精彩材料”，在接受这名情报官员盘问时他如是说。1953年，Hallervorden在一本神经学书籍上发表了一个章节，其中包括Hans-Joachim大脑的两幅显微照片，它们被用来解释瘢痕性脑回——可能来自于子宫内循环留下的皮质疤痕。
Roelcke表示，探索MPG在纳粹时代的角色长期以来是一个禁忌，这种不情愿的情绪在首次调查后一直存在。“这不仅仅是关于‘被遗忘的’标本，而是明显洗白（MPG）最黑暗的历史以及对这段悲伤历史的回应和纪念的失败。”马普学会精神病研究所临床主任Martin Keck说。Roelcke认为此次的新调查，尤其是Wassle的参与是一种鼓励性的迹象，表明MPG已经准备好全面应对其过往历史。
